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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探索“三治融合”破解社会治理难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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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多向互动”焕发“乘数效应”——浙江探索“三治融合”破解社会治理难题

  新华社杭州10月22日电题:“多向互动”焕发“乘数效应”——浙江探索“三治融合”破解社会治理难题

  新华社记者何玲玲、岳德亮、李平

  多年来,浙江省各地不断从体制机制上探索创新社会治理,在德治法治自治“三治融合”“多向互动”中焕发“乘数效应”,有效形成了“大事一起干、好坏大家判、事事有人管”的社会治理新格局。

  发展“困惑”倒逼出治理“新招”

  “2010年至2018年之间,高桥街道近万亩土地被征收、2200户农民的房屋被拆迁,高铁站、工业园区等工程相继建设。”桐乡市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沈建良说,建高铁站和建工业园区时,安置政策曾引来了群众猜疑。

  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,为了让群众参与到治理中来,实现大家的事情大家知晓、大家办,百姓参政团、道德评判团等自治德治措施应运而生,逐渐形成了社会治理“三治融合”新格局。

  “刚开始大家意见不统一,通过村里的道德评判团等成员主动上门,拉家常、话里短,一些矛盾被化解在源头。”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徐晓叶认为,“三治融合”唤醒了村民主人翁意识,提升社会治理“内生力”,让“糟心”变“顺心”。

  社会治理的成长过程,恰似破茧成蝶。

  位于浙西北的安吉县高禹村,2018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829万元,十多年前却并不被人们看好。“高禹村由三个村合并而来,那时候各怀心思,居然连村名都起不好。”2010年,新当选的村党委书记李更正带领村两委班子,推行所有决策村民定、所有讨论可参与、所有决定都签字、所有干部不碰钱、所有财务都公开。

  多位村民受访时表示,村务信息公开到每一个村民,公开到每一张发票,村两委班子赢得了村民的信任,也激发了大家参与村庄治理和发展的热情。

  在“中国童装之都”湖州吴兴织里镇,45万人口中外来人口高达35万。吴兴区委常委、织里镇党委书记宁云说,近年来织里镇相继成立了13个商会组织,打造“红色楼长”“红色店小二”,组建新居民组成的“平安大姐”矛盾调解队伍……这些举措有效促进了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“融合”。

  依靠群众,用“智慧”提升治理协同

  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中,浙江各地不断加强群众的自我管理、自我监督、自我服务能力,提升社会治理的协同化、智能化水平。

  记者在桐乡市、安吉县等地采访时发现,当地通过构建“基层党组织领导—百姓议事会民主协商—村(居)民代表大会民主决议—村(居)委组织实施—村(居)务监督委员会民主监督”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,有效保障了村民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

  与此同时,各地纷纷织密社会治理结构,完善社会治理能力。“一批志愿类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矫正、调解社会矛盾、治理滥办酒席等方面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”绍兴市委常委、诸暨市委书记徐良平说,近五年来,诸暨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近9万件,调解成功率达98%。

  织里镇是浙江首批“智慧城市”试点地:消防栓盖内植入芯片、火警App自动报警、垃圾智能化分类、“无线织里”,织里的产业发展、便民服务、社会治安、城市治理已全部融入数据、登上云端。

  与织里一样,越来越多地方的社会治理“插上”了“智慧的翅膀”。

  在乌镇管家联动中心显示屏上,实时显示着这些“乌镇管家”的动态。乌镇管家联动中心主任张常春说,犹如“城市大脑”的“乌镇管家联动中心平台”已经涵盖平安建设信息、乌镇管家、治安防控、阳光厨房监视、政务(信访)咨询投诉、消防报警等诸多系统,具备了“实时监测、信息共享、部门联动、群众互动、风险研判”等治理功能。

  将蓝图、选择权和评判权交给群众

  多年前,高禹村红白喜事相互攀比、公共场所随意抽烟等不文明行为、习惯比较突出,改变源自“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,突出抓牢村规民约这一关键”。

  多位村民代表回忆,村两委班子邀请村民代表、党小组长、法律顾问等参与制定《农户喜宴要求和标准》等乡规民约,聘请7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、老干部、村民代表作为村规民约宣讲员,为村民算算陋习成风的“时间账”“经济账”“人情账”。

  面对群众新需求,将蓝图交给群众,将选择权、评判权交给群众,换来群众的衷心支持。嘉兴市委书记张兵认为,群众参与不足曾是过去社会治理的最大问题之一。当前亟须更新治理思维,将蓝图、选择权、评判权交给群众,让群众深度参与公共事务。

  据了解,诸暨市已经制定出台村民行为约束“负面清单”和劝导式“正面清单”,全市500多个行政村(居、社区)全面完成村规民约、社区公约等自治章程修订,借以推动村民自我管理、自我约束。

  善于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力量,德润人心,也是浙江社会治理探索的亮点:选树道德榜样、文明示范户,探索村民积分制度……

  群众诉求是当下社会治理变革的核心动力。“社会治理朝着‘协商共治’转变,以共建共治共享推动了社会和谐,提高了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。”桐乡市委书记盛勇军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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